观察｜日本延迟审议口服堕胎药，女性距“身体自由”还有多远？

“躺在病床上，麻药失效得有些快，剧烈的疼痛让我大口地深呼吸，在想这是不是在杀人。”香织回忆起11年前的堕胎经历，像是一段犯罪实录。

香织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11年前，她在大学期间意外怀孕，8周时才察觉，在和男友商量后，她决定堕胎。当时在诊所可供她选择的只有刮宫手术这一种方式，术后的一两周经历了类似痛经的持续疼痛，还有一些出血，有大半个月没去学校上课。她对澎湃新闻说，手术连带检查花费了近8万日元，“生理上和心理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不敢告诉任何人。”

1948年，日本通过《优生保护法》将堕胎合法化，怀孕22周以内可进行人流手术，但只有刮宫术一种选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口服堕胎药已在中国、美国在内等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日本妇产科医会的最新调查显示，刮宫手术仍然是现在日本女性堕胎的主流方式之一。

药物堕胎合法化的讨论在日本持续已久，迟迟没有结果，“堕胎自由”在日本女性解放运动中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英国制药商LinepharmaInternational于2021年底向日本政府提出口服堕胎药“MefeegoPack”的销售申请，它由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两种药物组成，适用于怀孕9周以内的孕妇进行药流。在经过长达1年多的讨论后，今年1月厚生劳动省专家小组给出了批准决定，但仍需征集公众意见后综合审议。

视觉中国创意图今年2月，日本厚生劳动省针对口服堕胎药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在线意见征集，共收到12000份意见，原定在3月24日的会议上宣布审议结果。然而，会议当天突然临时宣布堕胎药的审议议程推迟，时间未定，原因是公众意见过多，需要更多时间整理。一时间，社交平台上的质疑声四起。一名日本网友称“壮阳药的获批速度堪比F1赛车，口服堕胎药的审议进度就像儿童三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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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安全堕胎计划”2月向日本政府提交请愿书。新闻视频截图“女性把堕胎作为最后的手段和希望，但最终的决定权似乎是由医生掌握的。”日本堕胎问题研究专家、堕胎护理咨询师塚原久美对澎湃新闻说，由于强烈的耻辱感和禁忌，几十年来日本人几乎对堕胎闭口不谈，近几年这一话题才激起一些讨论。她悲观地认为，即使口服堕胎药获批，也解决不了问题，药价高、医疗制度松散、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堕胎作为女性权利的意识在日本基本不存在。”

日本女性学研究的开创者上野千鹤子在《女性的思想》中说，日本争取“堕胎自由”的女性解放运动，不仅仅是一场争取“不生孩子的权利”的运动，目标是建立一个女性可以自豪地肯定自身母性的社会。

女性眼中的“污点”，医生口中的“肮脏工作”

回忆起中学时代，香织选修了性教育课程，在课堂上观看了人工流产的手术视频。“影像没有任何马赛克，有一些女生当场就哭了。老师讲解了女性的生理结构并强调了避孕措施的重要性，但是没想到我还是经历了。”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麻醉药效消失后阵痛难忍”。在私人诊所进行刮宫手术，一般先用金属器具扩张宫颈，然后用一种形似勺子的器械“刮匙”，把胚胎刮出来。现在在日本做人工流产手术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是“刮宫术”、“手动真空吸引”、“电动真空吸引”，后两者在2015年才引入，而香织当时别无选择。

世界卫生组织2012年曾表示，不鼓励已经“过时的”刮宫术，“会给女性带来痛苦”，极有可能造成子宫损伤和并发症。然而日本妇产科医会2019年的调查显示，包括与其他手术方法结合在内，六成以上的人工流产手术使用的是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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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堕胎手术没有被纳入日本的医疗保险，一般自费大约需要10万至20万日元。埼玉县一家妇产科诊所的医生加村和雄告诉澎湃新闻，各家诊所的检查项目、手术方式、收费标准不同，对接诊孕妇的怀孕周数限制也不一样，没有统一的制度规范。

“手动真空吸引法”所用的手术器具加村和雄图加村和雄所在的诊所有三种手术方式可供选择，但他坦言，在使用手动或电动真空吸引时，不排除子宫内部未能完全清除干净的情况，有时还是需要刮宫设备辅助。“我们会向孕妇推荐手动真空吸引，对子宫比较友好，大多数人依旧选择刮宫，一方面是费用低，另一方面是这种方式在日本的认知度比较高，但是对身体伤害较大。”

香织说，相比身体受伤，心理创伤更难愈合。她在人流后反复咨询医生，“手术是否会在身上留下任何印记，在今后体检中会不会被发现”，担心这个污点会跟随一生。医生的回答消除了她的担忧，但那段记忆的阴影难以抹去。

塚原久美作为堕胎问题的研究人员，也很难在情感上自我说服。40年前，她接受了人流手术，当时医生告诉她，“第一次怀孕就做人流的话，之后很容易流产。”后来她第二次怀孕，很想把孩子生下来，结果自然流产了。“那时候觉得自己因为选择堕胎而杀害了两条生命，想到就非常痛苦。”

“不只是堕胎者身心受伤，有一些妇产科医生会认为参与生命的诞生是神圣的工作，而人流是一项‘肮脏’的工作。”加村和雄说，人们对堕胎的禁忌感很强，而他希望将注意力转移到医疗安全上。“经手的人流手术有数百台，但谁也无法保证手术万无一失。我们曾遇到过患者刮宫术后大出血休克的紧急事件，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因为孕妇不知道自己患有罕见的慢性疾病。”他说，人流的风险不容忽视，即使口服堕胎药也会发生大出血、腹痛、呕吐的情况，必须在医疗机构的监护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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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英国制药公司LinepharmaInternational向日本申请两种口服堕胎药的销售许可，一年多来日本厚生劳动省一直在审查，称此事“社会关注度较高，需要慎重考虑”。日本妇产科医会会长木下胜之今年1月在接受日媒采访时指出，人们可能认为药流是一种简单的方法，他们担心一些女性在家自行服药出现危险，需要一个能够紧急响应的医疗系统，因此在批准药物之前需要做充足准备。

在塚原久美看来，医生们倾向于传播堕胎药很危险的“错误”信息，因为这将直接影响诊所的生意。日本虽然是医疗先进国，但人流医疗没有规范的指南，医学生师从大学老师，然后代代相传，习惯性依赖于古老的手术方式，“堕胎既是社会问题，也是医疗问题。”

被强行灌输的“罪恶感”

“有手术和药物两种选择，女性在考虑各自的优缺点后做出自己的选择，这很重要。”香织说道。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2年发布的最新卫生行政报告，2020年日本国内有14万余人进行人流手术。

“在日本，如何堕胎全听医生的意见。”塚原久美举例说，一般情况下一台人流手术的费用是10万日元，如果医生说“我们诊所成本更高，要15万日元”，只能照单全收。“用什么方式手术，是否需要配偶和父母同意，都是接诊医生说了算，即使是未婚女性有时也被要求征得男方的同意，这些都不是法律规定，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医生制定自己的规则。”她认为，在医生主导的背景下，口服堕胎药的引进变得更加困难，医生可以通过简单的手术获得较高收益，药流的出现“动了诊所的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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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及对引进口服堕胎药的意见，加村和雄没有直接回答，承认口服堕胎药的普及会减少私人诊所的收入。但是他指出，药流可能需要住院观察，反而会增加一些人的经济负担。而且药流看起来对女性更加友好，其实也会出现分娩疼痛、出血风险，“不是毫无负担的完美方式”。

加村和雄提到的经济负担是口服堕胎药上市的最大焦点之一，“堕胎药10万日元”一度在日区推特上登上热搜榜。这一价格源于日本妇产科医会的估算，与目前传统的人流手术费用相当。由此，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针对妇产科医会的抗议声，认为药价过高。

宣传女性健康的志愿组织“日本安全堕胎计划”今年2月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愿书，附有6.8万人的签名，呼吁降低口服堕胎药的自费费用，称“高成本是阻碍安全堕胎的因素之一。”如果药价很贵，普通人很难获得，将会发生的最坏情况是制药商退出日本市场。活动人士希望政府给予堕胎药一定程度的补贴，确保有足够的人愿意使用，持续几年后，药流的可靠性就能在日本女性群体中得到证实。

药价公平或许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实现，但是围绕堕胎的“罪恶”观念难以迅速扭转。许多人认为，日本在“堕胎自由”方面落后，追溯源头是刑法中的“堕胎罪”让人们存在根深蒂固的罪责意识。

明治四十年颁布的日本刑法中明确记入“堕胎罪”，即处于妊娠中的妇女使用药物或者其他方法堕胎被视为违法，可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昭和年代初期，知名女演员志贺晓子两度堕胎，因犯堕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此事件一度激起有关堕胎罪的热议，一方面有媒体大肆炒作“女星杀婴”的新闻，引发女性贞洁和母性的讨论，另一方面，有意见认为只有女方被控犯罪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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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日本女演员志贺晓子在《朝日新闻》上就堕胎事件刊登自述文章。此后日本法律几经修订，但堕胎罪名一直存在，只是条款细则不断变动。二战后的1948年，日本参照纳粹德国的《防止具有遗传性疾病后代法》，出台了《优生保护法》，规定妊娠未满22周的孕妇可通过指定医生进行堕胎手术，主要目的是防止“有缺陷”的婴儿出生，堕胎在事实上合法化。之后法案几经修订，基于优生学的强制性堕胎、绝育等条文被删除，但旧法的许多内容仍然保留，比如人流须在医疗机构中进行，原则上须征得配偶的同意等。

婚后女性堕胎须征求配偶的同意，这意味着男性的理解至关重要，但现实令人无奈。塚原久美举了个例子，前些天她在社交平台上开放了一个针对堕胎的公开讨论空间，有一名年轻男性留言说，“如果要讨论性，首先女人要明白，对男人而言，性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我对那名男性说：“女人不是为了你的快乐而存在的吧，做爱难道不是为了彼此的快乐吗”。在进行性教育之前还应该进行人权教育，许多不懂得尊重对方的人在进行性行为，对女性来说，社会变成了遭受性暴力的地方。

几十年来，日本在“堕胎自由”上的行动停滞不前，不仅是堕胎药难以触及，避孕药的引入也路途漫漫。虽然避孕药自20世纪70年代已被介绍到日本，但由于违反《药事法》，此后近20年的时间一直无法在日销售，直到90年代部分禁令才得以解除，但也必须凭借医生处方才能获得。讽刺的是，由美国辉瑞公司研发的壮阳药“万艾可”在日本仅耗时3个月就获得批准，审批速度之快非常罕见。

“决策者中男性占多数，他们是否能切身理解和关心女性。”香织说，她在中学时代能学习性教育课程，而现在孩子们已经接触不到当年的那些内容。塚原久美介绍，进入21世纪，日本学校中的性教育课程变得糟糕，并逐渐被“生命教育”课程取代，一些保守政客反复强调“堕胎有罪”，否定性教育，“比起20世纪末，现在这一代的年轻女性对堕胎的罪恶感更强，实际上是社会强行灌输的。”

堕胎问题与女性主义的距离

“我想改变女性群体之间弥漫的无力感。”30多岁的笛美供职于日本一家广告公司，以女性主义博主的身份活跃在社交平台，并以个人经历出版了《都是宿命吗？大叔社会和女孩的一生》一书，获得关注。近几个月，她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宣传文案，呼吁人们重视堕胎的自由选择，支持口服堕胎药上市，得到了许多女性的响应。

在笛美20多岁的时候，日本政府开始宣传少子化对策和婚活，新闻上出现了“如果不早点结婚生子，卵子就会老化”的警告。家们也发表“女性是生育机器”、“LGBT人群不生孩子所以没有生产力”这样的言论。“自己没有生育计划，但在外界的期待之下产生了不得不生育的想法。”她对澎湃新闻说道。

笛美做的海报，其上文字意为：我想要对那些谴责堕胎的人说的话。“原本想着既然早晚要结婚生子，应该早一些在职场稳定下来，于是先努力工作。可是世俗的观点是，不早点结婚作为女性的价值就会下降。而结婚生子，事业就很难获得成功。如果不生孩子，就会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伴随着这种循环往复的烦恼，笛美经常陷入自责。

在身边人的催促下，笛美去参加婚活，婚介所建议把年收入说得低一些，称“女性如果拼命工作会让男性觉得可怕”。在接触形形色色的婚活对象后，她了解到“许多男性最初被女性魅力吸引，但其实他们更希望找到一个婚后能支持自己、养育子女的女性。”笛美强烈地意识到“生不生应该由自己决定”。

围绕女性的生育选择权，笛美关注到日本的避孕和堕胎现状，“日本有没有把女性当作人来尊重，我有了这种怀疑的心情。”作为广告人，她利用漫画形式制作了“想对那些批评堕胎的人说”系列海报，对有关堕胎的误解和偏见进行解释，并鼓励网民参与厚生劳动省的公众意见征集活动，“想让女性同胞们认识到自己或许也能做些什么”。

笛美做的海报，其上文字意为：珍爱健康和人生，拥有更多选择更好。近几年，日本女性主义者中不乏笛美这样的社交网络意见领袖，她们将“堕胎自由”的主张带入到了女性主义运动之中，被视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后之后的又一波堕胎自由倡议浪潮。

1972年，日本国会审议《优生保护法》修正案，讨论删除“经济条款”，意味着在事实上禁止堕胎，并附加“胎儿条款”，即如果预判胎儿可能出现身体或精神障害，孕妇可以堕胎。当时，日本女性解放运动者发起抗议运动，并在厚生省静坐，喊出了“生不生由女人决定”的口号。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国会未能通过修正案。

塚原久美指出，当下女性主义运动中对堕胎自由的主张与过去不可相提并论。过去，母性女权主义很强，那时候女性很少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是思考身为母亲应该怎么做，为别人着想。尽管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而运动，却不主张自己的利益。如今日本年轻一代是为了自己而不愿怀孕生子，认为做人工流产和做绝育手术是自己的权利，这种女性主义观或许和欧美很接近，但在日本还没有形成主流。

笛美也认为日本的女性主义发展尚在起步阶段。“日本是以男性为中心构建的社会，女性则以配偶角色支持。”她说，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有人说“女性为了让男性高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做个幼弱的笨蛋。”在这样的社会，发表个人主张的女性让人觉得碍眼，长久以来为实现两性平等的努力还没有开花结果。

在外界的印象中，“贤妻良母”是过去日本女性的符号化形象。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部以日本职场为舞台的人气漫画《课长岛耕作》，其中有画面描绘女性员工一大早上班，打扫办公室，准备茶水和烟灰缸，这是当时职业女性的真实写照，甚至许多公司在招聘时明文标注应征者限于男性。1986年《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给这样的社会风气打上了休止符，女性运动兴起，并在20世纪末掀起高潮，《男女共同参画基本法》出台成为女性主义制度化的标志之一。

漫画《课长岛耕作》的封面日本女性并不是一直沉默的，但是她们的发声不可避免地受到干预。在日本保守派人士看来，平权运动对传统的两性关系造成威胁，可能破坏家庭纽带，他们将“无性别差异”(genderfree)曲解为“自由的性行为”，并加以宣传，2000年开始发起了针对“性别平等政策”的反击运动，自民党内部为此设立了“激进性教育/无性别差异教育调查项目组”，当时项目组负责人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而他在就任首相后却提出了“女性活跃”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下，女性主义运动的实效并不显著。

“我自己与日本的女性主义运动保持距离。”塚原久美谨慎地认为，在日本，不应将堕胎自由问题与女性主义问题相捆绑，“上世纪60年代，随着避孕药的出现，堕胎被合法化，西方女性主义蓬勃发展，女性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具有极大的意义，那才是女性主义的原点。”

尽管大部分西方国家已陆续将堕胎合法化，但是去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终结了50年来对堕胎宪法权利的保护，堕胎权问题再次在西方社会引起轩然大波，“选择权”和“生命权”的拉扯成为一个问题。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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